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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冷战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其做出的任何一项外交决策都对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武力使用等相关外交决策。准确把握美国对外政策中武力使用的含义及其运用机制是研究其决策机制的先决条件。武力使用不限指直接兵力的投入,包括后续的排查、清剿任务,甚至包括和平时期的联合军事演习。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视角,浅析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武力使用。
关键词:武力使用美国伊拉克战争武力使用原则
武力使用是指冲突各方互相行使武力而产生的事实状态,它包括一切的武力行动或军事强制措施。武力使用可分为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ss)认为,间接使用武力是指国家“以提供训练、武器装备和情报等方式,给予另一方军事援助,这就有可能使得到援助的一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直接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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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使用是指冲突各方互相行使武力而产生的事实状态,它包括一切的武力行动或军事强制措施。武力使用可分为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ss)认为,间接使用武力是指国家“以提供训练、武器装备和情报等方式,给予另一方军事援助,这就有可能使得到援助的一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直接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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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冷战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其做出的任何一项外交决策都对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武力使用等相关外交决策。准确把握美国对外政策中武力使用的含义及其运用机制是研究其决策机制的先决条件。武力使用不限指直接兵力的投入,包括后续的排查、清剿任务,甚至包括和平时期的联合军事演习。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视角,浅析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武力使用。
论文关键词:武力使用美国伊拉克战争武力使用原则
武力使用是指冲突各方互相行使武力而产生的事实状态,它包括一切的武力行动或军事强制措施。武力使用可分为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ss)认为,间接使用武力是指国家“以提供训练、武器装备和情报等方式,给予另一方军事援助,这就有可能使得到援助的一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直接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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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依存度日趋增强,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法一向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近10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发展势头尤为迅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l至2011年(截至11月)双边贸易额从77.91亿美元增至469.73亿美元。足足增长了5倍有余。据估计。5年内贸易额还将翻番。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早期中法贸易的进程却是较为迟缓和落后的,考察其成因,对于促进今后两国贸易稳定、持续地发展,或不无裨益。
鸦片战争前法国对华贸易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起步迟缓,二是规模有限。这是由于当时法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与荷、英长期对峙和冲突所造成的。17世纪初,英、荷、丹、葡等国相继成立东印度公司,大力拓展在东方诸地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其中尤以英、荷两强最为成功。面对海外扩张的不利局面。法国也组建起了东印度公司,意欲在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波旁岛(今留尼汪)、南亚、东南亚及中国等地通过贸易活动集敛财富,与列强展开竞争,同时令法兰西政治、宗教及文化的影响力渗入当地。在法兰西东印度公司往来印度经营30年后。始有法船抵华互市,是为法中直接贸易的肇始。法国虽“后来”,却未能“居上”,其后一个多世纪中。就对华贸易规模而论。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到鸦片战争前夕。已远远落在了英国人的身后。
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权利一直被1 664年组建的”法兰西东印度公司“及1719年继承其衣钵的”永久印度公司“所垄断。其间出现过的短暂存续的”儒尔丹公司“或经恩准使用”皇家“招牌开展活动的”中国公司“,不过是以一定的代价从东印度公司手巾换得其无暇顾及的对华贸易之特许状的私商。1769年”永久印度公司“贸易特权终止,其后lO余年间,散商经申请取得执照亦可赴华通商,不过,1785年财政总监卡隆组建的”东印度与巾国公司“又将对华贸易特权掌控在了手中。直到法国大革命后。东印度及中国贸易才正式对全体国民开放。由此真正实现了自由化。
可以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特权在’定程度上阻滞了对华贸易的自由开展。在法兰西东印度公司组建后的30余年间,尽管对华贸易特权空置一旁。但散商亦无权染指。当时的知名学者莫艾雷(And珀MorelIet)讥讽道:”尚有潜力无限的贸易无人问津,仅仅因为这是留待一家垄断公司专享的。“晰19直到其后公司债务问题严重化,股东资本缩水近半,再也无力负担远洋贸易开支,才开始考虑将在东印度各区域开展贸易的特权转让给散商。不过散商的自由度极其有限,不但要缴付一笔特权转让费,其贸易地点、内容、方式还要受到公司全方位的控制。1700年10月23日东印度公司与希望继续开展中国贸易的儒尔丹公司达成协议。后者应向东印度公司支付返法货物销售利润的5%。此外每年还要支付2.5万利弗尔。除非其船只失事或因战事无法派船赴华。网陋L嘞同时对停泊地、补给点和贸易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其船只往返途中皆不得在任何印度沿岸港口停靠,只能在好望角、圣赫勒拿岛、阿森松岛、马约特岛、昂儒昂岛及马达加斯加岛停靠和补给。[6)Ⅱ”L*w一英艾雷认为这一规定太过苛刻。指责道:“中国公司的船只不得不连续航行八、九个月,中途不能在任何法国贸易点处停泊。这种作法既不讲人道,又无视同胞之情。”m-∞除了允许在广州和宁波两地开展贸易外。儒尔丹的船只不得在上述任何补给点进行贸易。包括以货易货、售卖或收购货物。此外,还对其沿途贸易情况及回程货物进行严格的监管。协议规定,东印度公司可派遣两名职员随船了解交易情况,费用由儒尔丹公司负担。船只必须从中国港口直接返回路易港并由东印度公司职员协助卸货,货物运往南特,存放在公司仓库中,公开销售时须有公司人员到场监督。
除上述与私商达成的临时性协议的诸项强制性规定外,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特权还受到了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如1726年2月22日枢密院令对其特权予以重申,禁止私人派船前往公司特许贸易区域经商,违者没收船只及船载货物,三分之二归公司。三分之一归检举人,另处罚金3000利弗尔。脚M耐同时,针对私自输入和售卖中国、印度与中东印花布、染色布、绉布等纺织品也制定了严格的法规,虽然带有保护本土纺织业的色彩,但也具有为公司消除竞争的意味。
1717年7月发布六条法令,规定如下:聚众五人及五人以上走私上述货物,判处三年苦役并处罚金;若武装走私,判处终身苦役。个人私自非武装挟带上述货物入境者,初犯处1500利弗尔罚金。若累犯,男犯枷示三日,女犯鞭刑,其后监禁=三年。若在商户之店铺和仓库发现上述物品,初犯处3000利弗尔罚金,情节严重者剥夺其经商资格,违禁品充公或焚毁。旧口“Ⅲ。渺”-真后此类法令日趋细密和完备,如1726年10月发布的相关法令总共二f二条,且刑罚更加严厉,甚至将死刑引入其中:聚众三人以F武装走私上述货物者,初犯判处三年苦役,另处300利弗尔罚金。累犯论死。聚众三人及三入以上武装走私上述货物者论死,财产充公。昀∞2“∞。9溅然,公司依托政府的扶植和相对雄厚的资本赴华通商,有利于贸易政策的持续性和购销市场的稳定性,但垄断特权的存在阻碍了对华贸易的多元化发展和束缚了商业活动的固有活力亦是不争的事实。
鸦片战争后,为了改变对华贸易的落后状况,法国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并r一手开辟了由越南河内通往云南边陲的红河商道。试图将中国西南诸省纳入其政治、经济势力的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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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的运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甲午战争时期,全盘接受西方国际法的日本就已深谙国际法运用之道,操弄国际法,将对华侵略包装成“合法”与“文明”的战争。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其首先的战略意图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割断中朝的藩属关系,推进征服朝鲜计划,胁迫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利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些只是日朝之间的条约,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也不能改变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为了突破对大陆侵略扩张的限制,制造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和时机,与中国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1884 年,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朝鲜“甲申政变”,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共3 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3 款:“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通过这一条约,日本不但改变了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进一步获得与中国同等出兵朝鲜的权力,而且成为九年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借口。因为这一条协议看上去是平等的,其实只对中国有约束力。因为,在1882 年《利物浦条约》中,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利物浦条约》或依据《天津条约》出兵朝鲜。1894 年,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立即以该条约为借口出兵朝鲜,粗暴干涉朝鲜内政,“擒王劫政”,点燃了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所以戚其章先生在其论著中称《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预先约定”。
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发表了一篇演讲以专门阐述本次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霍兰德的结论是:“日本,除了在亚瑟港的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注:旅顺大屠杀),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与此相反,中国则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侵略者晋级“文明”社会,受害者备受指责,这种怪相的形成除了西方社会所谓的“文明”标准的问题,更离不开日本对战争中的“遵纪守法”的宣扬。
一是鼓吹自卫,证明其用兵的“合法”。1894 年7 月25 日,日本突袭“济远”号发动丰岛海战,不宣而战违反了当时国际法关于宣战的规定。但是,之后日本政府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一份致各国外交部的声明倒打一耙称:“中国军舰未向日舰致意,反做交战准备,态度极不友好……济远舰接近了浪速舰尾部,在距离约300 米处向浪速号发射了鱼雷,但未命中。浪速号遂向济远号开火,吉野号也一起开火。”日本把挑战者说成是正当防卫者,骗取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二是用国际法包装侵略,标榜自己为“文明之师”。开战之时,明治天皇在开战诏书中明确提及日本将遵守国际法。战争中,日本刊行了陆军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万国战时公法》、原敬《陆战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万国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就是当时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如此用国际法进行包装的日军宣扬: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都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日本军队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日本军队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处理了中国军人的尸体(先埋葬后又挖出火葬)……事实证明,这些“文明举动”也只是新闻策划,而这些新闻策划则通过随军的日本国内及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以给西方国家造成日本军队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印象。但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射杀落水人员、虐待战俘等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就是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
对战争中粗暴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本往往一面进行掩饰歪曲,一面进行法律上的狡辩。下面就以“高升号事件”为例,看日本如何进行违法问题的公关。“高升”号是甲午战争前被清政府租作运兵之用的英国商船。蓄意已久的日本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后,其“浪速”号拦下了误入战场的“高升”号,在随其航行的命令遭拒后,悍然开炮击沉了这艘无武装的商船,近900 名中国官兵遇难。日本击沉误入战场的“高升”号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随后,清政府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英国舆论也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然而在国际观瞻上似乎处于下风的日本,很快扭转了被动局势,这要得益于日本成功的危机公关。
一是日本通过收买英国媒体和国际法权威制造有利于己的舆论。当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贿赂成绩:“《每日电讯报》、友好的《泰晤士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由于审慎地雇佣,均就上述消息改变了腔调。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报社都保证了合作,英国权威人士韦斯特莱克公开表示:根据国际法,‘浪速’是对的。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你要提供我约1000 英镑做特工经费。”偏袒日本的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与牛津大学教授霍兰德都是当时英国的著名国际法权威,他们公开站出来表态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二是日本人之所以扭转被动局面,除英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外,日方对国际法作了深入的研究。“高升号”事件发生后,日方就在无中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证据准备工作,并单方面出炉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该报告完全遵照“国际惯例”制作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召开的两次听证会上派上了大用场。该报告抓住“高升”号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号被袭击之前,日本军舰曾派出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跟随日本军舰航行,而船上的中国陆军官兵拒绝投降,诡辩称“高升”号的英籍船长因此已经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号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了日本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结果,英方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并裁定:“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任务,日军有权扣留或击沉它,赔偿改由清政府承担。
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清军节节溃退,败局已定,李鸿章赴马关议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通过条约把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合法化。根据条约,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 亿两白银,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开矿办厂。根据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中国因履行《马关条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此外,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含糊表态,窃取了钓鱼岛。日本在外交中惯用模糊词语,以此赢得回旋余地,其就是采用此手法,利用《马关条约》暗窃了中国钓鱼岛。《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取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但在该条约及相关附件中,并未明确台湾附属各岛究竟包括那些岛屿,而在一般的领土问题的谈判中,对割让领土的明确列举及地图标识是不可或缺的文件。但《马关条约》只是一句笼统的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采用如此笼统而含糊的表述,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清政府代表李经方在交接谈判中,曾经提请日方注意:“所谓台湾附属岛屿,其岛屿之名称,有无列举于目录中之必要?”此时,李经方尚未预想到其他问题,主要是担心含糊的表述会使日后中日有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归属问题上有发生纠纷的可能。但日方不赞成采取列举法,其代表水野遵则保证,以后日本政府绝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主张为台湾所属岛屿,并称李经方的担心“自属杞忧”。事实是日本利用清军战败之际,在马关条约订立之前悄悄将钓鱼岛编入冲绳;在公开的条约中,又采用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的模糊表述,使清政府官员产生台湾所有附属岛屿已尽数割让的理解,使钓鱼岛的主权转移不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清政府不明白国际关系中“实力外交”的真谛而迷信国际法导致日本不宣而战后的处处被动。清政府也曾试图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但终因有“理”但无“力”,而使舆论战与武力战一样呈现向日本“一边倒”的态势。反观日本,则清醒意识到“强权即公理”,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工具性”利用国际法的两面性。
当然,今天的国际社会已不是120 年前为少数国家把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其“弱法”性质不能使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解决所有问题。因而,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心态,过分迷信国际法和国际法无用论都是不可取的,而是要在强化中国国际法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当前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强硬立场,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和冒险性。为此,我们一方面增强海上执法力量,用与现代国际法一致的方式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还要认清钓鱼岛和东海复杂的斗争形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辟,在大力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做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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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共各路军队刚进入东北时,就认识到东北匪患的严重性。中共东北局及各省委都发出关于部队剿匪的指示。但因与国民党军队战事紧迫,使绝大多数部队投入正面战场,剿匪工作没有达到效果。到了四平保卫战之后,国共双方出现短期的和平局面,使部队能够投入到剿匪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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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这一过程中东北民主联军经历了其塔木、“三下临江、四保江南”等战役。本文从史料和具体战例分析入手对转变原因进行了论述,详细阐明了组织领导、根据地建设、战略战术三个方面的具体做法。
【关键词】东北解放战争 防御转变进攻 原因分析
【论文正文】
一、正确的形势分析与组织领导为部队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1946年6月1日,中共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保卫战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分析了严重的形势,指出,敌占四平、长春一线并向两侧伸展后,由于各地群众尚未普遍深入发动起来、根据地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加之土匪、民团乘机蜂起,群众中特别是战区和近战区群众存在严重的观望态度,部分党员干部中的和平观念未彻底克服。因而,“形势是异常严重的”。《指示》还对作战方针、兵力部署、军工生产提出了明确意见,对各地区的党政军工作适应新形势起了指导性作用。
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15天协议。后因国民党军队新的进攻未能准备好及受到中原战场的牵制,实际停战延续了4个月。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技高一筹的表现。6月16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指示,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这一指示体现了一切工作以确保战斗胜利为中心的原则。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文件于7月7日正式公布,题为《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也称《七七决议》。决议指出:必须克服和战问题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的苦斗争取和平。一切游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以后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七七决议》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对敌斗争,起到了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这次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是东北全党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给以后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保障
1.清剿土匪。早在中共各路军队刚进入东北时,就认识到东北匪患的严重性。中共东北局及各省委都发出关于部队剿匪的指示。但因与国民党军队战事紧迫,使绝大多数部队投入正面战场,剿匪工作没有达到效果。到了四平保卫战之后,国共双方出现短期的和平局面,使部队能够投入到剿匪工作中。1946年6月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地方武装进行彻底整顿,对反革命分子和杀害我之干部的叛变分子要采取坚决镇压政策。6月11日,黑龙江军区发布《关于剿匪命令》,提出:各县要联合进行剿匪,剿匪除奸与发动群众配合起来。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又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要求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工作,并于16日划分了各主力部队和各军区的剿匪区域和后方根据地工作区域。中共东北局决定将主力部队以师或旅为单位划分工作区,又确定了各军区后方根据地区域。自此,标志着中共中央东北局全面开展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2.建设农村根据地。中共东北局广泛发动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予奖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予批评。到1947年底,共有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在此期间,194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各分局及省委发出了《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明确了使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汉奸、恶霸、豪绅、大地主、土匪头子的政策。
这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充实到农村根据地建设,按照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成立了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武装了十二万民兵。工作中,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了极大地作用。1946年7月3日《东北日报》以《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为题发表社论,介绍了马斌在松江县做群众工作的典型经验,总结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1946年7月11日,中共东北局党刊创刊,林彪亲自定刊名为《群众》。下乡干部利用二人转等东北群众喜欢的宣传方式,宣传保卫土地、当兵光荣。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地方兵团源源不断补充兵力,每个主力师充实到一万人左右。
三、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运用灵活的战术使部队在实战中得到充分的锻炼
1.围点打援战术。国民党军队为了摆脱南北受敌的不利局面,于1946年12月中旬,发起了对南满以临江为中心的解放区的进攻。为了配合南满保卫临江,北满民主联军决定南下松花江,这就是东北民主联军一下江南作战。北满民主联军集中主力3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于1947年1月5日向松花江以南出击,6日,三师出其不意地包围其塔木要点的国民党军新一军113团一个营。6日拂晓,一师经过急行军,到达其塔木和沐林河之间的张麻子够一带,准备打击从九台增援其塔木的国民党军113团。东北民主联军用三个团和一个师部警卫营,共十个营围歼国民党新一军113团,歼敌200余人,俘虏800多人,团长赵迪被击毙。这场战斗运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法。围点打援战术在解放战争后被评为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
2.步炮协同战法。1947年2月18日,北满民主联军二下江南作战,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在炮火支援下,对德惠守敌发起进攻。德惠战斗是东北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步炮协同作战。德惠之战打了3天,以东北民主联军未能攻破结束。虽然,德惠之战东北民主联军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战后总结了丰富的步炮协同作战经验。在此后的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战斗一次,总结一次,使每名指战员掌握步炮协同作战方法。
参考文献:
[1]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2]陈沂.辽沈决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
[3]刘汉.罗荣桓元帅[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4]黄克诚.黄克诚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
[5]肖劲光.肖劲光回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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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信息技术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对信息有着新的认知。尤其是作为21世纪的教师,一定要对信息技术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能力,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学会将新鲜的元素融合到学生的思维当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教学中如何有效使用信息技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就目前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改善措施,使得信息技术和教学有效结合起来,使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有效使用信息技术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教学 有效 信息技术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到来,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不断提升,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发挥了巨大作用,借助于信息技术进行的教学已越来越普遍。信息技术对教学起到了重要作用,信息技术的使用应该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结合各个学科的专业特点,高度重视各学科的教学资源建设。信息技术增进了师生彼此间的交流与学习,增加了教学上的互动性,提升了教学水平。通过网上学习交流,可以提高教师及学生教与学的水平。
(一)过多使用信息技术工具
教学中教师为了多媒体而去使用多媒体,一些老师为了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而脱离了教师本来的教学工具,例如:黑板的板书,但是这些工具有时是多媒体无法代替的工具。另外,有些老师过多在意老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更有些老师把信息技术视为课堂的一切,上一节课完全由信息技术来决定,反而收不到好的教学效果,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二)忽略实用简单的教学过程
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度追求课件的趣味性,而缺乏有效的针对性,造成了一些不好的负面效果。在教学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花哨画面与声音常引起学生的哄笑,反而扰乱了课堂秩序。强调艺术性,忽略学科科学性,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作为老师应该知道教学的目的是通过简单实用的方法来教给学生知识,对于过分追求一些课件的制作,有时会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教学容量与学生接收容量关系处理不当
因为信息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输出了大量的知识,导致使用这个工具在课堂上学生不能及时接收到全部内容,从而产生疑惑。这就要求学科老师要及时与学生沟通,找出困难所在,然后有针对性的讲解与布置相应的作业,保证学生能够更加牢固的学习到知识,掌握住知识。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中,应该注意教学容量与学生接收容量间关系的平衡,造就一种和谐的解穴氛围,引发师生之间共同进步,达到最合适的状态。
(一)发挥教师自身的作用
众所周知,信息技术达到了空前的进步,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些学科自身的特点,结合这些特点制定合适的教学方法,在多媒体的使用上,要将多媒体作为辅助工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不使用黑板和粉笔,只充当一个放映员,怎样来提升教学效果?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教学的事情不是一家之言,需要多种因素共同决定。比如:教师自身的作用以及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不能变成信息技术的放映者,而应该成为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教会学生知识的利用者。
(二)利用简洁明了的课件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多媒体使用的课件应该注重实质内容,而不应该只关注表面的娱乐性。课件的制作需要美感,但更应该注重课件的本质内容,但为什么有时多媒体课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是课堂上多媒体往往造成学生精力和注意力的分散,把学生的关注点放在多媒体的使用上,而不是内容上。学生可得高兴,可往往收不到应有的效果,长此以往,造成不应该的效应。作为教师应该以讲课内容为中心,以多媒体为工具,制作简单明了而富有启发性的课件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紧扣教材和教学大纲,紧密联系生活,注重实效,制作科学性和美感性相协调的精品课件。
(三)课上课下做好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多媒体能够承载很多内容,课堂上传输的时间又比较短,造成学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产生许多疑问,这就需要教师们与学生在课上和课下及时交流,找出困难所在,解决出现的问题。发现问题后,教师应该据此布置相应的作业,并认真关注学生的状态,以保证学生对所学知识能透彻理解和牢固掌握,实现与学生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沟通,营造和谐默契的教学氛围,引发师生之间的共鸣,使教学进入最佳状态,同时如何有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还需要我们教师去不断探索、研究。
随着当今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教学工具和手段也在不断完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系列化将会引起整个教学体系的变化,这将有利于整个教育水平的全面提高。总之,信息技术将成为教学中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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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是东亚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战争,对中日韩三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有深远的意义。甲午战争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文学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改变东亚的战争中,虽然始终声称奉行“中立”政策,实际上偏袒日本,起到了其他列强不曾起到的作用。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影响力。
关键词:甲午战争 美国 偏袒
朝鲜问题上,朝鲜政府曾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劝告日清两国同时撤兵。据1882年朝美之间签订的《朝美通商修好条约》,美国理应出面对此问题进行调节,然而美国国务卿答复,美国政府不愿和欧洲列强作强迫的或联合的干涉,他将保持“公正的中立”。美国不愿看到日本力量削弱,那样的话就意味着美国很难在远东取得利益。长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活动主要跟随英国。但随着美国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在远东利益分配上,美国也想获取利益。因此美国的“公正的立场”,实际上是偏袒日本的。
7月9日,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致电美驻日公使埃德温・谭恩(Edwin.Dun)劝告日本政府撤兵。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接到电报后马上致函日本陆奥外务大臣称:“若日本起无名之师以不堪防守之邻国为兵火之战场,大总统痛感失望[1]。”对于美国的劝告,日本人并没有放在心上,陆奥宗光认为,美国丝毫没有联合中国和欧洲列强对抗日本的意思。有了这样的认识,陆奥宗光马上回函称:帝国政府此时无撤兵之理,并确信撤兵非为上策[2]。
此时的美国并不想得罪日本,而是希望事件结束后,美国能够获取更多利益。1894年7月10日,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还致电给日本陆奥外务大臣称:“大总统将立即请求承诺其愿效调停之劳一事[3]。”
随着日美关系的拉近,日本请求美国在中日开战之后保护在华的日本利益,美国政府爽快地答应了。1894年7月19 日,陆奥将美国政府同意在事态最坏之际承诺保护日本在华之权益通报给日本驻中国公使小村,并告知在情况紧急时向美国提出。
可见,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同情、支持日本,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对朝、中的侵略,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美国盼望中国在战争中失败。当时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就说:“唯有使用武力,才能是这个国家(指中国)和世界(指帝国主义列强)融洽共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4]。”美国宣布日本的侵略战争“并不危害美国在亚洲的政策[5]”。从而给予日本充分支持。当奕?因日本侵入辽东而请求美国出面调停时,田贝公然污蔑说,战争是因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权而引起的,如若美国调停,必须先交出“书面保证书”,承认朝鲜的“绝对独立”[6]。1894年10月31日,奕?请求美国出面调停,接着又向各国公使提出同样请求。美国坚决拒绝参加任何列强间的联合行动,不愿各国联合对日本施压。美驻东京公使对日本政府传达了美国政府的话:如果日本不遏止日军在陆上和海上的行动,在该地区享有利益的欧洲强国将进行干涉。美国的忠告,让日本看到了干涉的危险。日本告诉美国,在中国向日本求和之前,美国可以发挥作用,使中国迅速求和。美国立即以调停人的身份向清政府作说服工作。美驻华公使田贝亦出面诱迫。田贝对奕等主和派说,与日本决裂会使居间人感到不体面,今后将不再居间调停[7]。对战争早已丧失信心的慈禧,决意接受日本割地赔款一切要求。美国以调停人的身份控制了清政府,把战争引向对日本最有利的局面。
1895年4月23日,陆奥在舞子致电东京的外务次官林董,令其会见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委托谭恩作为个人意见,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询问中国政府对批准条约之意向。甚至让林董向谭恩说明:相信清国之批准绝无困难。……但因尚不能与清国政府进行直接往来,故烦该公使予以协助[8]……。为防止中国反批准运动影响中国,日本政府还电训驻英、美等公使,命令他们努力争取驻在国政府“说服中国尽快批准”,美国政府欣然应允。4月29日,日本驻美公使立野慎一郎致电陆奥称:“美国承诺于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之范围内与日协力;而媾和条约批准之件,已电训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中国从速实行。”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Gresham,W.Q.)电令驻华大使田贝,使其向中国发出警告:“假如中国不能批准条约,日本肯定发动更猛烈的战争。那么,欧洲列强也许要卷入到事件中去。其结果中国将损失比日本要求还多的领土。”“中国应该害怕的是俄国而不是日本。”此时,科士达为了执行美国政府所谓的“劝告”中国从速批准条约的使命,督促李鸿章赴京。
美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田贝催促清政府迅速批准条约,同时由科士达出面极力劝说衙门。4月30日,他在衙门用了恫吓的口吻对总署大臣们说:“如果他(皇帝)拒绝批准条约,他将在文明世界面前丢失体面,而军机大臣对皇帝不体面是要负责的。”5月2日,清帝决定批准合约,这和美国施加的压力是有关系的。
总之,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的是亲日政策,为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提供有力的外交支持,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始终将美国看做最友善的国家而充分加以利用。
[1]《美国政府希望朝鲜国度里并尊重主权意旨之报告》(1894年7月9日),《日本外交文书》(652),《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08-309页。
[2]《对美国政府通告之答复》(1894年7月9日),《日本外交文书》(653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09-310页。
[3]《美国政府关于日清间调停意向之报告》(1894年7月10日),《日本外交文书》(656),《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10-311页。
[4]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293页。
[5]【英】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第54页。
[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96页。
[7]《翁恭公日记》,乙未1月8日,《中日战争》第4册,第533页
[8]《有关询问清国政府对合约及其批准意向之训令》,《日本外交书》,卷28,第1093号文件。《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0册,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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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掌握了衡量人的心理健康标准,以此为依据对照自己,进行心理健康的自我诊断。发现自己的心理状况某个或某几个方面与心理健康标准有一定距离,就有针对性地加强心理锻炼,以期达到心理健康水平。如果发现自己的心理状态严重地偏离心理健康标准,就要及时地求医,以便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初中生沉迷网络的心理原因及应对措施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迷恋上网显得束手无策,其原因就是因为家长没有真正了解孩子上网的心理因素,没有弄明白孩子上网的原因。中学中生身心尚未成熟,精力充沛,各种欲望都很强烈,自控力不强,对现实生活缺乏足够的认知,借助网络可以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
1.为满足强烈的好奇心
来自学习生活的重压,学习内容的单调,课外生活贫乏等原因使他们压抑,而中学生却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内心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的需求不断膨胀,而网络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内容,正好迎合了他们的好奇欲望,于是迷恋网络而不能自拔。
2.满足交往需求
初中生处在心理发育的关键期,也是交往需求最强烈的时期,有一种强烈的寻求归属感和被认同感的欲望。但因心理尚不成熟,缺乏交往经验和交往技巧,网络交流的隐蔽性避免了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羞怯和尴尬,网络交流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3.寻求成就感
部分初中生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因种种原因而不断经受挫折和失败,在网络中,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尽情满足各种心理欲望。特别是在游戏中,他们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游戏升级来获得成就感。
4.逃避现实
很多农村中学的学生,多为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他们一般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严重的代沟隔阂和父爱、母爱的缺失使他们性格变得孤僻、偏执,内心冷漠而空虚。于是他们选择逃避现实而迷恋于网络虚拟世界,以填补心灵的空虚。
除此之外,校园周边非法网吧客观上又为中学生上网提供了方便。因此,要解决好中学生上网成瘾的问题,必须是家长、学校、社会多方努力,协同管理,才有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1)家长应弄清孩子喜欢上网的原因
弄明白孩子喜欢上网的原因是家长引导孩子健康上网的重要前提。学习压力大,家长管得严和虚拟世界更轻松,是不少孩子喜欢上网的主要原因。
不少家长都给孩子过高的期望、过多的要求。这让孩子倍感学习压力大,想逃避到不需要负责的地方,补充内心空虚。虚拟世界,多种多样,变化快,轻松有趣,可以愉快地度过时间。在现实生活中,孩子有时以真实的身份说假话,但在网络游戏中孩子会以虚拟的身份说真话,做一些现实社会中想做却不敢做的事。现实生活中,外界干涉越多。家长管得越严,孩子就越关注网络,而且只能依靠网络发泄自己。如果平日里与人沟通不足,生活枯燥、单调,找不到乐趣,孩子也容易寄情于网络。
由此可见,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学习压力大、没有成功感、父母管教过严、与人沟通不畅的孩子,更容易到网络世界里寻找自我和乐趣。
(2)让孩子在生活中多体验成功
研究表明,人接触不良信息的反应是不同的,对网络和游戏的迷恋程度也不相同。在生活中成功的人,受到消极影响比较小,而在生活中失败的人,容易沉溺于虚拟时空。因此让孩子在生活中多感受成功,是帮助他们抵御网络不良影响的关键。家长应帮助孩子培养健康广泛的兴趣,丰富孩子的生活,并在生活中适时地让孩子体验成功,让孩子在现实中找到成功感,找到信心,孩子就不会到虚拟的网络中寻找成就感了。
(3)建立朋友式的亲子关系
家长应多和孩子交流,多了解孩子,做孩子的朋友。让孩子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都乐意和父母交流,遇到什么困难愿意找父母帮助。
家长与孩子沟通时,首先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孩子把家长当作是信赖的朋友,平时多挤出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参与孩子的活动,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家长应放下长者的身份,平等地与孩子交流。家长不要对孩子恶言恶语、唠叨抱怨、讽刺挖苦,不要因为忙或认为孩子小,就忽视孩子的需要。家长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命令孩子做这做那,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教训孩子。当孩子不听话时,不能用威胁、恐吓孩子的方式来达到让孩子按自己的要求去做。
在面临的种种人生选择面前,父母要做到尊重孩子的意愿,听孩子的心声,并善意地帮助孩子分析利弊,提出建议,使孩子的选择更准确完美。父母与孩子只有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解除传统的教育模式,亲子之间的沟通才会变得更完美。孩子在家能与父母平等交流,在生活中能与他人正常交流,就不会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交流了。
(4)给孩子营造一个和睦、温暖、完整的家
不少孩子上网成瘾,都是因为家在孩子的心目中是一种约束,孩子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宁可呆在网吧,也不愿意回家。不少单亲家庭的孩子上网成瘾,就是因为在家里感受不到温暖,甚至在孩子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家的概念,只有到网络里去寻找温暖了。家才是孩子避风的港湾,才是孩子的归属。作为家长,有义务和责任为孩子营造一个幸福温暖的避风港湾,让孩子眷恋家,乐意回家,这样孩子就不至于迷恋网络了。
总之,面对中学生上网,家长不必大惊小怪,也不能视而不见。作为家长,要有正确的观点、正确的心态,探究孩子上网的心理因素,立足于他们的心理发展规律,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实行人性化的教育,规范他们上网。这样,既能让孩子获取有益的网络知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又能有效避免网络给他们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中学生上网成瘾。
2.学校真正贯彻落实素质教育
(1)落实课标规定学科及课时
时下,不少学校的一些“副科”往往不开或者课时不足。学生整天拼“主科”,课堂学习时间长,压力大,生活单调枯燥,于是,不少学生试图选择上网来摆脱这些压力。如果学校能够各个学科同等重视,按照国家课程标准规定足额开齐各门学科,让学生有张有弛,不仅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还能通过较多心理、艺术、计算机、综合实践等较为轻松的学科,使他们较为紧张的学习生活得到较好的调节。
(2)组织活动,丰富课余生活
学校通过组织多种有益的课余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健康广泛的兴趣爱好,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与活动,发挥自己的长处。这既可以让他们在活动中获得课堂上难以得到的快乐体验,丰富他们的校园生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还有助于张扬学生个性,展示自我价值。对已经沉迷网络的学生,要尽可能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并给予他们充分肯定,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成就感,从而逐渐从网络虚拟世界去寻找转向学校、社会生活中去寻找自我,逐步融入群体和社会。
(3)积极引导,为学生所用
各学科教学,充分利用学科特点,指导学生去寻找所需的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这样不仅使学生感受生动丰富的感性素材,拓展广阔的视野,还有助于激发他们积极进取的良好品质。特别是计算机学科,更应发挥本学科功能,为学生搭建展示个性才能的平台。老师都要指导他怎样去网上查找资料,选择最合适的资料,选到了有价值的内容,老师就及时的鼓励,指导知道“怎样到网上去查找有价值的学习资料”的操作方法和操作步骤。组织电脑兴趣小组,在电脑老师的指导下,制作电脑作品,奖励优秀作品。让喜欢网络的学生懂得如何正确使用网络这个工具,为我所用。
(4)利用主题班会,明确网络利弊
把主题班会的任务完全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寻找关于网络利弊的生动案例,进行辨别,也可以让学生现身说法,让学生懂得趋利避害。
(5)心理干预,有的放矢,不得厌倦
当下有部分学生已经沉溺于网络而不能自拔,他们荒废了学业,浪费了时间,毁掉了健康。对于这些孩子,老师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不能简单地横加指责、批评,而应该尽可能地弄清学生沉溺网络的原因和心理状态,及时掌握他们在网上要寻求的内容,控制孩子上网时间、次数,在这些前提下,老师要进行趋利避害的心理干预。学生正常的上网要求应给予满足,以取得孩子的信任,与他们建立沟通渠道。对上网时间过长,上网次数过频,上不健康的网站,老师就应该对孩子进行引导与制止。而对他们上网寻求健康或有益的内容,或进行正常而健康的交友、聊天,应该予以指导与支持。这样,一方面制止青少年上网的负面产生,另一方面支持青少年上网的正面要求。但是,仅靠一两次的干预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老师要有反复做工作的心理准备,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耐心才能成功。
总之,解决中学生上网成瘾的问题,净化网络环境,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需要工商、公安联合执法,彻底消除黑网吧,加强网吧有效管理。设立有奖举报机制,对于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予以重罚;网络经营者遵纪守法,诚信经营,不唯利是图,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强舆论监督,严厉抨击诱惑青少年沉迷网络的人和事,积极倡导健康向上的休闲娱乐方式。这样中学生迷恋网络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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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变压器作为一种能量的转化的设备,它在电压的转变以及电流的运输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在电力系统中有着最核心的地位。如果电力变压器发生故障,会导致电力的供应发生中断,甚至会引发火灾等一系列安全事故,将会对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加强电力变压器的故障分析,成为一种必要,它能为电力系统提供一个安全的、稳定的、高效的运作环境,确保生产的井然有序。
变压器油温突增,其引起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紧固螺丝接头松动、冷却装置运行不正常、变压器过负荷运行以及内部短路闪络放电等。在正常的情况下,变压器上层油温必须要在85℃以下,如果没有在变压器的本身配置温度计,则可用水银温度计在变压器的外壳上测量温度,正常温度要保持在80℃以下。如果油温过高,要对变压器是否过负荷以及冷却装置的运行状况进行检查。若变压器在进行超负荷运行,要立刻对变压器的负荷进行减轻,如果变压器的负荷减轻后,温度依然如此,就要立刻停止变压器运行,对其故障原因进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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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全体学生的发展。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和个体的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一些学生成了所谓的 问题学生 。分析问题学生产生的根源,找出问题的症结,选取恰当的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是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问题学生产生的心理原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观看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教育类节目《变形记》。这个节目让我感受颇深,节目中的一些主人公大多是一些不爱学习,喜欢吃喝玩乐,沉迷于网络,甚至欺负同学,打骂父母的学生。我们通常把出现这些问题的学生叫做"问题少年",这些学生如果不进行教育,任由发展,不仅会毁了他们的人生,甚至会给学校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一边看节目,我一边思考和反思,为什么生活富裕了,我们的孩子却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了造成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下面我谈一些浅薄看法。
中国家长的心态就是不能让孩子吃一点苦,受一点罪。所以孩子成了家长的掌上明珠,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长期的生活模式让他们养成了不良习惯,他们对父母产生了依赖,失去了对生活的责任心和独立性,同时在心里也产生了一种不合理思想,他们认为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父母稍微做的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开始埋怨,与父母对立,甚至打骂父母,更不用提什么感恩父母了。
节目中的易×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父母的溺爱让他形成了很多坏习惯,因为妈妈不小心把他的裤子弄湿了,他就对妈妈大吼大叫,甚至还要打妈妈。而生活在偏远山村的李×却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家境贫寒,自己从未穿过新衣服,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只有爸爸,每天爸爸为了生活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去耕田,李×每天照顾自己的起居,正是因为这样,李×知道爸爸为了养活自己的辛苦,所以李×很懂事也知道感恩,知道自己有责任为这个家和爸爸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当她和易×互换来到城里,易妈妈要给她买新衣服的时候,她却自己偷偷地跑到男装区,用乡亲们给的、仅有的30元零钱给自己的爸爸买了一件衣服。李×的懂事给了城市爸妈很多感动,我想他们在感动之余也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所在。
中国的家长对孩子都有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教育孩子,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孩子自己本身的感受,总是一味地追求大人心中孩子的成长方向。而当孩子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时,很多家长采取粗暴的方式对孩子进行他们所谓的教育。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叛逆期,家长的打骂教育让孩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同时也通过模仿,从父母身上学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当他们不满意的时候,就会打架或者乱摔东西,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节目中的姚×是一位公子哥,每天除了打游戏就是睡觉,爸爸看到他这副模样很是生气,一天晚上喝酒回家看见姚×正在打游戏,二话不说就打了起来,当然姚×很不服气,最后连电脑也摔碎了。而当姚×来到一个山区住在农村的爸妈家的时候,由于顽皮,弄丢了邻居王奶奶的一件衣服时,农村爸爸安慰他说:"没事,就一件衣服而已。"而农村妈妈却在孩子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地拿走家里仅有的40块钱,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到镇上买了一件和王奶奶一样的衣服,还给了王奶奶。后来姚×知道了非常感动,知道了自己犯错误给妈妈带来了什么。同样是孩子犯错,后者的无声教育却让孩子懂得担当和责任。
需要是人的活动积极性的源泉,也是人生活和学习的动力。马斯洛的层次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这些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富裕的生活让他们衣食无忧,而一些家长又不懂得让孩子接受挫折教育和吃苦教育,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穿的衣服是名牌,用的是苹果手机,带的手表也是好几千元的。他们的物质需要父母都可以满足,那还要自己奋斗干嘛?孩子们失去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当然也就没有了学习动机和向上的动力,厌学也就产生了。
节目中有两个城市"公子哥",他们在山区里看到一个残疾的小女孩,她双脚不能走路,却依然快乐地生活和学习,当他们问道小女孩的梦想的时候,小女孩问答说:"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做一名医生,治好像她一样生病的孩子。"这两位"公子哥"开始反思,作为一名残疾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作为手脚健全的他们却每天碌碌无为。他们的反思说明他们已经成长了,至少他们有了自己的梦想,有了自己学习和奋斗的动机。
归属感是指个人感觉被别人或被团体认可与接纳的一种感受。认同感是指人对自己及自我周围环境有用或有价值的判断。人无论怎样都需要被肯定,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得不到被人承认的境地,就会出现很多我没用、我没价值的判断。青少年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尊心的需要,他们渴望得到同伴的接纳。而一部分孩子由于学习成绩不好,加上老师的批评指责、父母的打骂,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和没用的人,在班集体中他们得不到尊重和认同,慢慢地他们就把自己边缘化,开始厌学、逃课、打骂同学、顶撞老师。更有甚者,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流氓在一起,做一些违法行为。
周×是一个一到学校就睡觉的学生,他讨厌老师,讨厌同学,刚来到农村的一个小学校的第一节课就开始了睡觉。正好碰到第二天就考试,可是他一个初一的学生考六年级的数学试卷仍然是不及格。这让老师非常头疼,一个偶然的机会,老师听到他在打饭的时候在哼英语歌曲,而且发音非常标准,于是老师就在音乐课上,让他教同学们唱英文歌。周×从来没有当小老师的机会,他教得非常认真,山区的孩子学得也特别认真,下课后,大家也都围着他身边,一副崇拜的样子。就是这次机会让周×感觉自己还是有价值的,同学们是这么喜欢他,而他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改变,变得爱学习了。其实,孩子的改变就是一瞬间的事。
当我们的家庭或班级中出现问题学生时,我们家长或者老师大多数觉得是孩子的问题,其实我们不知道一个问题孩子背后肯定有一个问题家庭或者老师。希望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多关心一下孩子的心理,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请相信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育的家长和老师。
洋子。走进孩子的心[J].家庭与教育,2003(05)。
浅谈问题学生产生的心理原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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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国际收支与汇率联系密切。当一国的对外贸易中有较大的收支逆差时,则对外汇的需求要大于外汇的供给,从而导致本币对外币的贬值;反之亦然。自从1994年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给我国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大幅增加。
截至2011年3月,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这距离外汇储备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不到一年时间,继续位列全球第一。这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五年在全球各个国家中的外汇储备中位居第一名。这种过高的外汇储备不断加速国外热钱的流入,从而大力推动人民币汇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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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英国与法国趁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进攻清朝政府的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遭焚毁的原因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火烧圆明园事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的热点问题之一,150余年来,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与探究。但是,学界目前对于火烧圆明园事件中多个方面的研究,尚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对导致圆明园惨遭焚毁原因的认识尚不够清楚。应当明确的是,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遭两次焚烧,两次火烧事件的时间、原因、参与者及具体过程均有差异。就第一次火烧圆明园事件而言,笔者曾为文进行专门考证,此不赘述。
与之相比,学界对第二次火烧事件,也即导致圆明园被彻底焚毁的原因,认识尤不清晰,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来形容,并不为过。王开玺先生详细梳理了本世纪之前的相关论着,将以往观点归为三类: “掩盖罪证说” “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和 “军事行动说”,并且认为这三种说法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他提炼出了 “迫使清帝尽快投降说”,认为英法人质被虐杀不过是联军的一个借口,英军焚毁圆明园的最根本原因,是要对清帝及清政府进行最严厉的精神打击,使之尽快投降,签订和约,并对外国人更加驯服,以实现其扩大在华权益的目的。最近几年,他还对影响较广的 “英法人质于圆明园受虐致死说”和 “清军处死英法人质不符合国际法说”进行了批驳,坚持了其原来的观点。
郑艳、何伟亚、吴继轩、李胜斌、王天根等人从其他角度研究了同一问题,但总体上亦持与王开玺先生相似的观点。[3-4],[5]( P111 -116)可以说,“迫使清帝尽快投降说”已基本上成为目前占据主流的观点。[6]( P273 -297)然而,这一观点也隐含了比较大的问题,细究之下,主要有三点。①以往学者多围绕与第二次火烧圆明园直接相关的英法人质事件、国际法事件、借火烧以遮蔽抢劫事实等微观性、具体性问题就圆明园被焚毁原因进行探究,缺乏进一步放宽学术视野的意愿,忽略了将此问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整体战局演化过程进行互动性考察的必要性。②以往研究总体上忽略了一些非历史性因素,尤其是自然环境因素对于火烧圆明园事件的影响。虽然有学者注意到气候因素对于英法联军物资补给系统以及军事行动的影响,[4]但并没有将之作为论述的重点,因而难以真正说明为何圆明园会在 1860 年 10 月中旬遭到焚毁。③以往学者主要从中方角度对火烧圆明园事件进行研究,针对英法联军本身及其内部矛盾的研究还不够,没有从联军内部甚至国际背景出发对火烧圆明园事件进行分析,因而难以解释为何英军单独焚毁以圆明园为代表的 “三山五园”系统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这些问题的存在,已明显不利于对“圆明园为何被焚毁” 这一百年疑案的深层探究。
因此,笔者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多种资料,尤其是英法联军第一手的日记、回忆录及外交文件,尝试从几个以往未被重视的、相对宏观性的角度入手,对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遭焚毁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考辨,以期揭示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多维因素和内在动因。囿于学识,倘有不足之处,还望学界同仁不吝指教。
1. 进军北京: 一次被延误的远征
1859 年 6 月,英法联军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遭到严重挫败。为确保之前与清廷签署的条约能够得到实际执行,两国政府遂于 1859 年底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远征。此次远征规模颇为庞大,两国军队共达 2. 1 万人左右。联军投放兵力如此之多,所需后勤物资数量必然巨大,对物资补给系统提出了高难度挑战。就英法联军物资补给系统这一问题而言,学界尚无专门论着予以研究。然而,不对此进行考查,就难以对此次远征的总体进程有整体性把握,也难以认清圆明园会在 1860 年 10 月中旬这一特殊时段内遭到焚毁的宏观背景。因此,本文首先就这一问题进行概要性探讨。
英、法两国政府对此次远征中物资补给系统的建设十分重视。在此次远征中的不同作战阶段,联军借助海路、河路和陆路运输方式,陆续设置了多个重要的后勤军需基地,建立起了绵延上万里的物资补给线。概括而言: ①在前期准备阶段,联军利用蒸汽舰船从英国、法国、南非、印度等地向中国输送了大量物资。为储备物资,联军在香港和上海建立中转基地,配备了军械库、煤仓、粮仓、马厩、杂物室等基础设施。[7]( P269)联军在上海还购买了一部分物资,包括若干牲畜,以做食用或运输之用,但其在所需总物资中的比重不大。[8]( P60) ,[9]( P159 -160)②在封锁渤海湾阶段,法、英分别于烟台、大连湾建立军事基地,构筑起了战时物资补给系统的基础。联军在营地附近设立了集市,引诱附近村民前来贸易。借此不仅可以用比欧洲便宜得多的价钱买到猪、禽、肉、蛋和时鲜蔬菜,而且还能买到麦秸、稻米、茶叶、马料等各种战备物资。[8]( P159 -160) ,[10]( P60)③在北塘登陆后作战阶段,联军于天津、通州建立了大型军需基地,负责各种随军物资的接收。
他们也在驻地附近开设了集市,大量购买羊、牛、苹果、梨子、葡萄、桃子等食物。[11]( P38)此外,联军不但大肆掠夺沿线附近村庄、市镇,[12]( P21)还在通州官员拒绝为其提供物资之后,劫掠了通州漕运粮仓,抢得数量可观的大米。[13]( P30)总体上看,凭借这一物资补给系统,联军首先由海路将大批本国及殖民地的物资运至香港和天津储藏,之后将其用轮船和帆船转运至烟台和大连湾,再汇集后两个基地劫掠或购买的物资,一起运至白河。利用白河和运河河道,联军通过轮船和帆船交替运输的方式,再将在沿海及白河沿岸储藏和搜集到的物资输送至前线。然而,联军后勤物资补给系统亦存在明显不足,使此次军事行动成为了一场被延误的远征。
首先,相较英军而言,法军物资补给系统落后,严重拖延了联军在北塘进行登陆作战的时间。此次远征的一大特点,是骑兵和炮兵的重要性全面超过步兵,在决定战争形势方面开始起到主导性作用。1860 年 6 月 1 日,英军及各种战备物资就已全部到达直隶湾驻地。在经过一段休整之后,英军统帅格兰特提议 7 月 1 日开始登陆作战。[11]( P8、15)但是,由于法军的延误,直到 26 日,英、法军队才分别离开驻地,前往指定地点准备登陆作战。法军之所以无法提前开战,根本原因与其战备物资准备不充分、[8]( P52 -53)海路运输能力有限有关。[14]( P128)依靠仅有的 3 艘运输舰,在英军准备完毕的一个半月后,法军才勉强将购买到的马匹运送完毕。[8]( P126、135、169)其次,陆路运输工具的缺乏,导致联军物资补给系统无法正常运转,间接使联军在北塘登陆后向北京进军的速度大大放缓。由新河到天津的陆路较短,本可在短时间内运送物资至天津。但联军陆路运输工具奇缺,只能选择乘吃水较浅的炮艇等沿白河上溯,花了整整两天才到达天津。[8]( P213、217)当 9 月 10 日晚联军在离天津不远的普口村宿营时,突遇大雨,临时组建的运输车队中有三分之二的中国车夫乘机逃走,大部分牲畜和运输工具也随之丢失。[9]( P121)联军陷入一时困境,只得留在原地等待支援。法军统帅蒙托邦一度考虑令法军返回天津重新组织运输车队。[8]( P250)又如,八里桥之战后,联军本想乘胜进军北京,[15]( P115)但因武器弹药没有及时运到,遂被迫就地进行了长达两周的休整。当军需物资于 10 月 4 日晚上运到八里桥后,次日一早,联军大部队才出发向北京进军。[16]( P89)事后,法方全权大使葛罗认为,如果在八里桥之战后,联军立即向北京进发,远征结束日期会大大提前。[17]( P285)总之,从联军最初计划于 4 月中旬实施封锁渤海湾,[8]( P83)至 10 月初进入北京地区,抛除作战及正常的驻军休整时间外,因物资供应系统问题频出,其军事行动进程至少被人为推迟了两个月之久。这一推迟致使联军在 10 月初京津地区气候转寒的大背景下,才进入北京地区。
1860 年 10 月初,渤海湾及京津一带气温急转直下。相关气候现象在英法联军的日记、回忆录中有大量记载。自 10 月 1 日始,一股强劲的西南偏西北风刮向渤海湾,“宣告了冬天的正式来临”.当内陆地区还感觉不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渤海湾早已是一片冬天的景象。[18]( P122)从京津一带居民口中,联军得知白河在 11 月初就要结冰。[15]( P177)一旦如此,联军的运输能力就要大大受限,各主要后勤物资基地之间的联系就要被切断,整个补给系统很可能趋于崩溃,继而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者,进入冬季之后,联军就地获取物资尤其是食物的困难也会大增,而联军的物资和弹药当时已非常匮乏,未必能够攻陷北京城。[19]( P61)实际上,英法两国政府已经考虑到了气候变化可能对战争造成的不利影响,因而曾多次发出指示,要求联军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退出北京。
1859 年 11 月,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致函格兰特,强调出于气候变冷的考虑,联军不要长期占领北京。次年 4 月 9 日,赫伯特再次致函格兰特,重申相同训令,并要求英军不能在北京过冬, “必须在到达之后立即离开”.同年 4 月,法国政府也给葛罗发出了训令,表示出了与英国相同的担忧。[20]( P247、251、259)联军在 10 月 7 -8 日第一次抢劫圆明园后,为抵抗即将到来的严寒,延长在北京的停留时间,曾计划大量采购过冬物资,尤其是棉衣。英军原想从孟买购买羊皮,但因故没有实现,甚至连基本的防寒冬衣也延期发放。[11]( P61 -63)法军运输舰此前多次发生海上事故,损失了大量的武器、冬衣和营地帐篷等物资。[14]( P191)而且,进入冬季之后,水面结冰,联军所有的军舰根本无法通航。[18]( P124)而清军此时还不断派人袭击联军从天津来的护送补给的队伍。[21]( P214)由于害怕清军趁气候变冷之势截断联军的后勤补给路线及撤退路线,蒙托邦就坚持认为法军必须在 11 月 1 日离开北京,格兰特也决定顶多在北京待到 11 月 7 日。[8]( P291) ,[22]( P315)值得一提的是,联军在从圆明园里缴获的一些文件中,发现清廷和联军在天津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把战事拖入严冬。[15]( P97)这更让联军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物资供给系统增加了另一层不安全性。可以说,联军自身物资供给系统的不足,以及当年 10 月初京津一带气候的骤变,使联军在时间上提前预设了这场远征的最后期限,即为防止远征部队陷入危险境地,无论如何要赶在 11 月初河流冰封之前结束战争。这一时间点上的预设具有深远意义: 一方面促使联军此后的一系列战争及交涉行动都要加紧进行; 另一方面也为联军在采用正常手段无法保证远征进程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操之以某些极端方式,强制达至战争目的埋下了伏笔。接下来联军强占北京城以及圆明园的焚毁,也必须在此大背景下予以重新认识。
2. 占领北京城: 联军目标与目的背离
开始远征之前,在怎样对中国实行武力报复这个问题上,英国首相巴麦尊、外交大臣罗素、前驻中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及前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等人提出了封锁大运河和白河、占领舟山、进攻北京三套计划。后经过反复讨论,英、法两国政府一致认为,要坚持 《天津条约》的严格实施和长久地在北京建立使节,就要凭武力进入清帝国统治中心---北京城,尽管这是 “最危险的、最费钱的,但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23]( P172、175)英、法两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想通过占领北京城这一标志性目标,逼迫清政府投降,实现自己签、换约的主要目的。当此之时,联军并没有将圆明园看做与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征性建筑,更没有焚毁圆明园的计划。清廷当然不会让 “国之根本”被自己眼中的 “蛮夷”轻易撼动,因而准备严守北京城。
咸丰帝虽于八里桥战败之后远遁避暑山庄,但在此之前,为防止联军攻破城池,他亲自拟定了城内外一体化防御策略,并敕令各省速派勤王之师,以资援助。[24]( P156)在 10 月 7 - 8 两日联军第一次劫掠圆明园之后,为逼迫清军尽快投降,格兰特和蒙托邦曾于 10 日共同致函恭亲王,责令其交出安定门,并威胁 13 日中午之前如不交出,将用大炮强行攻城。[17]( P300)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劫掠的消息后,虽甚感震惊,但并没有倾向求和,而是仍令严防京城。[24]( P180 -181)奕?则在照复联军共同商定守门章程的同时,严催各省勤王之师兼程赴京,等兵力厚集后攻剿联军,“以解京城之急”.[24]( P174)然而,当圆明园被劫的消息传入京城后,城内局势已然失控。[12]( P52)负责守城的 官 兵 已 毫 无 斗 志,一 闻 炮 声,立 即 惊溃。[8]( P313)当联军照会投入城内后,守城王大臣无法及时与驻扎城外的恭亲王商议对策,只剩下职微言轻的武备院卿恒祺一人辗转往返于中外之间,以谋和局。直到 13 日临近中午之时,清军还一直把守城门,联军却已做好了开火的准备。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守城王大臣最后自作主张,在同意送回被俘英法人质,且在签订条约之后,联军不得破坏北京城的条件下,[11]( P83)被迫开放了安定城门。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即于安定门左右两侧做了城防布置,控制了自安定门通往城内的主要道路。[15]( P163)至此,英法联军在不失一卒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其关键部分的战略企图,而清政府围绕北京城制定的整体战略部署则遭到致命打击,直接结果是致使清廷对联军态度发生转变,倾向于求和。在奕?看来,此前委曲求全,以议抚局,根本原因是为了保全京城,以顾大局。在联军未进城之前,办理抚局尚不致被联军牵制,但在安定门开放之后,联军已反客为主,转有战守兼全之势,而清军藩篱已破,几成内外受敌之形。遂不得已照咸丰帝之命,与联军进行议和,以免合城生灵再被荼毒。[12]( P188 -194)然而,在进入北京城之后,英法联军亦陷入两难境地,而并非有学者认为的, “对英法来说,进城换约已是唾手可得之事”.[25]由于清廷在同意议和的情况下,仍迟迟不确定换约的具体时间、地点,联军开始变得愈加急迫和不满。联军发现,之前军事行动所急于占领的目标与此次远征目的之间的一致性分离了。远征之前,英法两国政府制定的通过占领北京城而逼迫清政府立即投降的企图不但没有实现,反而遇到了咸丰帝以及负责统筹全局的恭亲王奕?不在京城之内、城内官员无人负有交涉之权的困境,进而使联军的行动暂时失去了方向。面临此种局势,作为此次远征的实际掌舵者,全权大使额尔金和葛罗势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既往策略,使之能够重新发挥指导性作用。实际上,此前在经历了清军借议和名义扣押联军人质的事件后,额尔金对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认为 “要大胆猜测中国官员的行事动机可能并非明智之举”,并准备“随着将来出现的新信息而改变” 既往的策略。[21]( P210)恰好在此种情势下,清军释放了剩余的所有联军人质。据王开玺先生考证,在总共被俘的 39 名联军人质中,被清军虐待致死的共有21 人,生还者不足半数。[26]即使生还者,身上亦 “俱有辱逼虐遇之迹,轻重不等”.[24]( P188)尤其是人质中 《泰晤士报》记者鲍拜的被害,使额尔金进一步觉得事态严重,必须予以慎重处理。须知,《泰晤士报》当时在英国的发行量极大,对英国政局具有很大影响。通过对 1855 年克里木战争的报道,它最终促成了阿伯丁政府的垮台和远征军总司令的被撤职。[27]
基于此种利害关系,额尔金在他日志中的很多篇章里,都对鲍拜的被害深表遗憾。[21]( P218)人质被害事件,给了额尔金一个绝好的借口和机会,使之能够在取得英国新闻界的支持,避免自己重新陷入不利舆论漩涡的同时,调整既定战略,以符合形势的发展。
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联军密切关注人质被俘事件,设法营救人质,当发现有多半人质被清军虐杀之后,出于报复心理焚毁圆明园。甚至还有人简单地认为额尔金是出于为鲍拜报仇的目的而焚毁了圆明园。[28]( P255 -256) ,[29]经过仔细翻阅额尔金的书信和日记之后,可以发现联军之所以选择以人质事件为借口,实际上还掩盖了几点鲜为人知的关键信息。首先,在人质被俘之后,英法联军并没有打算设法予以营救,而是静观其变,坐看人质事件发展。这从人质被俘之后,额尔金的举动可以看出来。
当额尔金于 9 月 18 日晚收到人质被俘的消息时,联军有一些人主张军事上作一些让步,或者放弃之前对清政府提出的某些要求,以换回人质。然而,额尔金对这些论调都全然置之不理,他认为即使清政府提出若联军退兵则立即放人,“也会拒绝理会”.额尔金认为,一旦主动让步来解救人质,就会对整个出征所要达成的目的造成 “致命的伤害”.事后,额尔金承认此举 “冒险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但 “这种政策并不易懂,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21]( P211、216 -217)其次,关于人质受到迫害的地点,虽然多数学者根据资料,认为联军将其归之于圆明园。然而,额尔金在事后谈及焚毁圆明园的缘由时,却明确说道 “正是在这 ( 指圆明园) 附近,他 ( 指咸丰帝) 将我们不幸的同胞擒拿,让他们遭受了最严酷的虐待。
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被囚骑兵的马匹和装备,英勇的法国军官胸前被扯落的勋章,和另外一些人质的个人物品”.[21]( P220)由此可知,额尔金很可能清楚人质曾在圆明园以外受到虐待,尔后曾短暂关押于圆明园之内,两者并非同一地点。至于为何在与清政府交涉文件中,英法联军仅提及人质在圆明园受到迫害和关押,[24]( P188)则很可能是联军一方的蓄意隐瞒,以达到其委罪于清政府的目的。
再者,选择人质事件作为惩戒清政府的借口,并非仅仅是因为清军曾在圆明园虐待过人质,很大程度上还因咸丰帝曾经颁布过悬赏洋人头颅的告示。[21]( P220)英法联军虽然武器装备优于清军,但毕竟远来作战,深入内陆,况且在未来局势尚不明朗的形势下,不得不尽力避免再次陷入人质被俘的危境。因而,额尔金认为人质遭受迫害,需要 “严厉对待,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今后的安全”.[21]( P219)总而言之,英法联军从维护本国利益的高度出发,审情度势,以人质事件为借口,努力对原先既定战略进行调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调整过程较为复杂,掺杂了许多因素,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形成焚毁圆明园的计划。
3. 火烧圆明园: 额尔金的作用
众所周知,致使以圆明园为代表的 “三山五园”系统于 10 月 18 日至 20 日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实施者是英军,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在整个过程中,英军迫不及待地焚毁圆明园的行为,与法军按兵不动、劝阻英军焚毁圆明园的举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简言之,英军的 “急”和法军的 “不配合”是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一大特点。然而,前文所述物资补给系统的不安全性、占领北京城后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人质被虐杀事件,都对英法联军施加了共同的影响,为何法军却没有参与焚毁圆明园? 这当是探讨圆明园被焚原因时,最为 “奇特”的一个问题。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以往有关圆明园被焚毁的各种原因,并不能成为英军单方面焚毁圆明园的理由。对这一特殊现象的解释,需要深入考察英法联军在惩戒清政府方式上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争论以及争论背后隐含的内部矛盾。
在侵华目的上,英、法两国政府虽然能够在若干方面达成一致,但由于国家利益仍存在不同,故在如何对清政府实行惩戒这一具体问题上,英法联军内部意见并不一样。加之远距离作战,不可能及时与国内取得联系,因而,许多事情需由两位全权大使及两位军队总指挥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商议决定,而这又不免掺杂个人因素。就英国而言,大沽之战的惨败,不但使巴麦尊内阁遭受到保守党人的攻击,[23]( P162、176 -178)而且也让内阁中的一些重要成员 “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30]( P571)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当属额尔金。多数 反 对 者 认 为 他 应 对 大 沽 之 战 负 一 切 责任。[23]( P163 -164)
在巴夏礼看来,被巴麦尊内阁以“赎罪者”的身份重新派往中国的额尔金,从此次远征开始之际,便一改往日的沉稳与谨慎,变得暴躁、激进起来,急于通过战场上的胜利来弥补英方的损失,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封住政府里攻击他的嘴巴”.[22]( P225 -228)与此相比,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属于资产阶级的开明专制政体,国内政治自由程度虽不及英国,但恰好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由于大沽之战的惨败而产生的国内政局压力。葛罗和蒙托邦在此次远征中的任务,是在避免采取激进行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稳中求进,完成远征目的。由于作为英军统帅的格兰特,此时别无他计,唯以额尔金马首是瞻,[31]( P269 -270)因而使围绕人质事件制定惩戒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几乎从一开始,便演变成额尔金与葛罗、蒙托邦之间的针锋相对。总体而言,除要求清政府遵守 《天津条约》以及在天津商议的和约中规定的条款外,额尔金还分两个阶段,先后提出了 5 种惩戒策略。在最初阶段,他提出: ①让部队在北京过冬,加重对咸丰帝的侮辱; ②摧毁紫禁城,以此证明联军部队到过北京,并采取了报复。由于前述气候变化以及物资供给系统的不稳定,以及与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之前所做的勿在北京过多停留的指令不符,额尔金很快将第 1 条策略放弃。针对第 2 条策略,法方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北京城门是向联军打开的,联军曾承诺过要维护城内秩序和财产安全。如果火烧紫禁城,就是违背了联军自身的承诺。[32]( P64)面对法方的反对,额尔金不得不撤回这些提议,但是他又重新提出了 3 个新的要求:③在天津竖立一块赎罪纪念碑,并刻上有关人质事件的日期和情况; ④把圆明园夷为平地; ⑤要求清朝拿出30 万两赔偿受害的英国人和那些遇害者家属。就第3 条策略,法方亦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与文明国家不相称的报复行为。
额尔金经过考虑后,予以放弃。[32]( P65 -66) ,[17]( P308)对第 5条而言,法方并没有提出异议,并认为理当如此。但在围绕火烧圆明园的问题上,法方表示了激烈反对。葛罗和蒙托邦都认为火烧圆明园“仅仅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复仇”,因为它的攻击对象只是已经被部分摧毁的断壁残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将有可能打破联军与恭亲王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促使恭亲王逃跑,使联军由于无法换约而处于孤立的境地。[16]( P106)在此基础上,法方提出了 3 种惩戒策略: 第 1 条是要求清政府赔偿人质 20 万两抚恤金; 第 2 条是归还康熙年间各省天主教堂和传教士坟茔; 除此,还会遵照约定,在 23 日之前一直等待恭亲王奕?同意签订和平条约的回复,否则就实行第3 条策略,即在撤退之前, “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档案,彻底摧毁这座位于首都的、代表无上权力的地方”.[8]( P342 -346)围绕此关键事件产生的矛盾,让英法公使之间从远征初期的貌似融洽转变成了后期的公开分歧。这种转变,不但显示出英、法在华利益的差异和在侵华步骤及具体措施上存在很大分歧,而且也显示出 “欧洲的政治已被转移到中国来了”.[33]( P686)实际上,自 1858 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拿破仑三世便从维护法国利益出发,寻求与俄国的合作。而俄国在南下的武装被解除、出入黑海海峡的大门被锁死后,加紧向中亚和远东扩张,期望尽早结束自己被孤立的状态,亦积极寻求与法国的合作。[34]( P190 -191、198)
这样,英法之间的同盟关系便逐渐疏离,演变成 1860 年紧张的同盟关系。英国人开始不赞成法国在意大利的战争和对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觉得是对英国利益的威胁; 而法国则对于中国市场垂涎三尺,计划于此次远征中联合英国共同打击清政府,以获取东亚财富的同时,尝试与英国在香港、广州、上海展开竞争。所以,两国阵营的军人从远征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多摩擦和不满,就显得不足为怪了。[28]( P31 -32) ,[35]( P2472)此前,法方就对英方在此次远征中的一系列行为进行了提防。一部分法军官兵倾向于认为英军的最终企图是推翻清王朝,建立 类 似 于 印 度 的、听 命 于 英 国 的 傀 儡 政权。[36]( P66)当蒙托邦得知英国誓要焚毁圆明园时,怀疑英国之所以 “坚持做这件没有明显合理理由的事情,一定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动机”,并认为此举与法国国家利益根本不符,因而建议与葛罗一起向额尔金提出抗议。[17]( P314)进而,法方对自身行动的目的也逐渐动摇,认为法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微小,或许根本不应开启此次远征,而此次远征除了促进英国势力的发展以外,法国没有获得任何利益。[37]( P165)以上法方的诸多不满,构成了其反对英军焚毁圆明园的深层次原因。
当遭到法方的反对后,英军大为不满,开始大肆抱怨法军。他们认为英法联盟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因为法国在此次远征中兵力不足,而法国人所谓的自尊心,却要求在作战之时经常出动与英国相等的兵力,结果把像守卫基地、保护交通线等后勤维护工作留给英军去独自承担,导致延误了英军的行动,而成为英军的 “一个累赘”.额尔金还注意到葛罗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往来密切,后者充当了法国与恭亲王奕?之间的调停人,也明显地感觉到法、俄在中国的关系已超越法、英的关系。他深知欧洲的国际关系是很难处理的。他害怕俄国会同法国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如果这样,不仅他们在中国 “会有一支强大的武力,而他们还会经由俄国比我们更快地得到各种消息,这对我们是不便的”.[33]( P686 -687)
加之,英国国内反华战争的活动持续不断,且英国原先计划为此次远征增加至少 300 万英镑的军费开支,实际上由于经费困难只增加了 120 万英镑。[11]( P62 -63)如陷入持久的对华作战,会使所耗经费 增 多,必 将 给 巴 麦 尊 内 阁 以 巨 大 的 压力。[28]( P28)还有,英国在此次远征中不仅动用了英国本土的大量士兵,而且从印度抽调了 1 万余名。当时,印度民族起义刚被镇压,英国急切需要结束此次中国远征,遣返士兵,通过增加英籍士兵的数量来稳固在印度的统治。[11]( P66) ,[38]( P993)总之,联军内部日渐公开的矛盾和英军自身的困难,促使额尔金急切寻求一种 “既严厉又迅速,而且又不伤及北京,而且要特别给大清皇帝沉重的一击”[21]( P219)的方式,以便可以在 11 月 1 日之前签订条约。火烧圆明园在额尔金看来,可算作完成以上目标最好的举措,因为此举不仅可以击溃清军的抵抗信心,促使战争的尽快结束,而且也会及早摆脱英军在政治同盟关系上的不利地位。鉴于在火烧圆明园问题上英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两国公使遂于 17 日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了上述各自不同的条件。次日,英国军官约翰·米歇尔指挥英军第 1 师、第 60 步枪营和第15 旁遮普营,放火焚烧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整个三山五园。
至此,我们已在上述相对宏观性视角的关照下,重新探讨了导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的原因。可以发现,目前学界认为英法联军以人质事件为借口,为逼迫清政府尽快投降,才放火焚毁圆明园的主流观点,其由于关注面较窄,对联军一系列行动之间的 “选择性过渡”策略缺乏深入分析,因而没有完整揭示出导致圆明园一步步走向被焚毁命运的全过程。可以确定的是,圆明园的焚毁,实际上是联军物资补给系统中存在的隐患、1860 年 10 月初京津一带气温的骤降、占领北京城后联军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联军内部矛盾等诸多因素杂糅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整体上说,额尔金的个人境况以及人质事件的发生,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直接原因; 英、法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联军内部问题和矛盾,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主要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即: 圆明园的被焚毁,是否是造成清政府放弃抵抗的根本原因? 舍此,就难以理解火烧圆明园所造成的影响和此一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英法联军的既定战略部署,是将北京城作为首选进攻目标,以进入北京城换约作为最终目的,并且一以贯之,并没有将圆明园看做与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征性建筑,更没有焚毁圆明园的计划。在得知人质被虐杀的情况后,英军最先想到的是以此事件为借口而摧毁紫禁城,以迫使清军投降。只是由于进入安定门之后摧毁紫禁城的计划遭到法军反对,英军才转而将圆明园作为替代目标而加以破坏。以往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北京城在中外双方战略部署之中的重要性,简单地认为 “英军为逼迫清军尽快投降而直接焚毁了圆明园,而圆明园的焚毁又导致了清政府的投降”,过多地抬高了圆明园的地位,忽略了一些细微却意义重大的差别。
如果圆明园的焚毁,果真能够促使清廷立即投降,那就无法解释清廷不仅在 17 日就已得到英军将要焚毁圆明园的确切消息,[39]( P81)而且在 18 日圆明园已经开始惨遭焚毁的既定事实下,为何无动于衷,仍没有给出签约的确切时间、地点。只是在奕?通过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得知英军于 20日火烧紫禁城的进一步计划,[17]( P329)以及之前所收葛罗关于 23 日之前清政府不最终投降,就要在京师内外重启战端的照会后,[12]( P192)考虑到联军久驻京城产生的隐患,以及清军饷银、口粮均严重缺乏,难以作战的实情后,[40]( P231 -234)才被迫于 20 日照复额尔金和葛罗,接受了联军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定于 24 日、25 日在礼部大堂与英、法代表签字换约。基于此,着名史学家向达也认为英军焚毁圆明园后,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迅即投降,“盖亦畏其复肆凶残耳”.[41]( P423)认为圆明园的焚毁促使了清军的尽快投降没错,但是更准确的却应认为英军是在无法火烧紫禁城的情况下,才转而焚毁了圆明园,而英法联军进一步焚毁紫禁城的计划,很可能才是促使清廷尽快投降的最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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